阜新东蒙短调民歌,初步形成于17世纪,21世纪初,据不完全统计,留存有350余首。据《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县志》记载,阜新原本是蒙古勒津部驻地,以游牧为生。1637年,第一任土默特右翼旗旗主善巴率众到阜新地区定居,同原有各部落一起,开垦这块土地。由于结束了长期不息的部落纷争和战乱,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各兄弟民族的联系和交往非常密切,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文化也得到长足发展,形成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彼此融会的民间文化。从此,阜新东蒙短调民歌由过去对草原蒙古包的赞颂变为对草房、檩子、土墙的描述。由于生产生活的改变,以及和周围其他兄弟民族的长期交往,生活习俗、文化形态都有所变化,阜新东蒙短调民歌逐步形成了具有农耕文化特点的文艺形式。此外,17世纪中叶,1教传入阜新县,与“博”(萨满)教并立,形成了民间文化、宗教文化、贵族文化互相交流和互为补充的文化形态。这种特定的环境和历史条件,奠定了阜蒙大地产生蒙古族短调民歌的基础。
清朝中、晚期起,民间涌现的大批职业和半职业说唱艺人,身背四胡、走村串户,到处演唱,把短调民歌带到各个角落,还随时把当时当地的真人真事编成新的短调民歌进行演唱。如19世纪初的旦森尼玛、乌日土吉乐图;20世纪初的佟德林、图古乐;21世纪初活跃于民间的马国宝、杨铁龙、吴海峰等。据调查,流传于中国东部各蒙古族地区的许多短调民歌都发祥于蒙古勒津(即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在很多民歌的歌词中,均唱到了蒙古勒津的人物、山河、经济、宗教、风俗等。从而,蒙古勒津享有了“歌的海洋”之美誉。
阜新东蒙短调民歌,经过一代代艺人的继承、发展和创造,具有完美而独特的艺术形式,在题材、体裁上都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艺术性。既保留了蒙古族固有的高阔、辽远、粗犷、豪放的风俗,又有了质朴、欢快、节奏鲜明的农耕色彩,同时又吸收、借鉴了清醇、肃穆、庄重的宗教韵味。
比如酒歌,据《蒙古秘史》记载,蒙古民族从成吉思汗始,就有打胜仗庆祝,喝酒、唱酒歌的习俗,这种习俗延续下来,使阜新东蒙短调民歌的酒歌久唱不衰,在开业庆典、婚礼、接待贵宾、朋友聚会、亲人团聚,都有敬酒、唱酒歌的习俗,酒歌成为蒙古勒津酒文化的主体,为远道而来的宾朋,献上洁白的哈达,敬上醇香的美酒,唱酒歌把美好的祝愿献给亲人,表达蒙古民族热情、奔放的豪爽性格。
阜新东蒙短调民歌的婚礼歌,用于蒙古族婚礼仪式的各个程序之中。如送亲时的《送亲歌》,辞亲时唱的《交待闺女》,婚宴上唱的《祝酒歌》等。婚礼歌曲的内容根据程序的不同而各有区别。《送亲歌》是女儿即将离开娘家、父母兄长演唱(或歌手代替)的歌曲,内容多是表达父母兄长与嫁女之间的眷恋之情,讲述男婚女嫁的道理,嘱托到婆家注意的事宜;
祭祀歌是阜新蒙古族举行祭祀活动时唱的歌曲,21世纪初搜集到的有结婚或春节团拜祭火时演唱的《祭火歌》,内容主要是祝福、赞美火神的功绩,并求神赐福安康;还有民间宗教习俗活动时演唱的《关公颂》,内容是歌唱关公的生平事迹与功绩。
情歌是阜新蒙古族短调民歌中最多的一部分,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无论从文学上还是音乐上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尤其是带有故事情节的爱情民歌,每一首都是优美的长诗,给人以很强的感染力。在内容上爱情民歌有对姑娘赞美的,有倾诉男女相亲相爱的,有表白爱情忠贞的等。
还有讽刺歌、训谕歌、玛尼(念经)歌、儿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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