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秧歌

　　流传于陕西省韩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韩城秧歌，俗称“唱秧歌”，属陕西汉族民间流传的“小对对戏”形式，它与“渭华秧歌”“洛川秧歌”等均属两三个演员表演的秧歌小歌舞。

　　韩城秧歌大都由一旦一丑（最多不超过三个角色）来表演有故事、有人物的演唱或小戏。韩城秧歌多于正月十五夜晚在村中广场上，铺张草席做舞台，俗称“地摊子”，组织邀请七、八对唱秧歌的艺人相继表演，以欢度佳节，庆贺丰收。韩城秧歌常演的剧目很丰富，题材广泛，涉猎面广。除了情绪性的表演唱，如《十二月》《十杯酒》《十对花》《织手巾》《十绣古人》《十二重楼》《十二将》《十二月留郎》《十个字》《六朵花》《九朵花》等，还有反映执著追求婚姻自由、讽刺嘲弄嫌贫爱富、1地主的压迫剥削、鞭笞封建落后意识、讴歌劳动群众聪明才智、反映农家生活乐趣和劳动生产等内容的民间小故事和传统戏曲的折子戏或片断，如《上楼台》《自本熬活》《卖绒线》《站花墙》等近百个节目。由于故事内容生动，人物形象鲜明，曲调优美委婉动听，动作质朴粗犷，表演欢快幽默，形成了具有乡土气息和饶有情趣的喜剧格调，让观众在愉快的笑声中受到启迪和鼓舞。每逢唱秧歌时，方圆数里的男女老少闻风而来，有时多达数百人、近千人赶来观赏。往往一唱就唱至鸡叫天明，尽兴散去。甚至有时一连唱上几个晚上，方能满足群众的要求。

　　韩城秧歌的历史渊源

　　韩城秧歌的源头有三种说法。一说源于后唐宫廷，如秧歌《彩楼配》中之表段子“正月十五君民乐，唐朝发明唱秧歌，天子耍丑耍得好，正宫娘娘把头包”，此说乃民间传闻，史无可考。另一说源于清代著名文士吴锡麟的《新年杂咏》。其中说，秧歌是由宋代的“村田乐”演化而来。秧歌即插秧之歌。再一说源于宋元杂剧。从音乐发展、表演程序的角度考察，韩城秧歌明显受到宋元杂剧的影响，韩城秧歌在表演时，唱则不舞，舞则不唱。击乐伴奏时，唱时不敲，敲时不唱。它的唱腔音乐属曲牌联套，颇似“诸宫调”的套曲。从“丑”“包头”的称谓上讲，也像从宋元杂剧沿袭而来，不难看出，从音乐到表演，在韩城秧歌中都能找见宋元杂剧雏形的影子。

　　韩城秧歌在1875年—1908年（清朝光绪年间）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1876年（光绪二年）韩城秧歌艺人韩敏卿带领秧歌班子进京，被慈禧太后招进宫中演出，从此皇宫中设有“秧歌教练”专门教演秧歌。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韩城知县吉冠英为了接待清廷派来的钦差张启华，举办了一次韩城秧歌大会演，名角荟萃，盛况空前。演出从三月初三开始历时十天，有一百五十位艺人登台表演，展示了韩城秧歌迷人的魅力和精湛的艺术。这两次演出成为韩城秧歌发展史上的两大盛事。

　　韩城秧歌的主要内容

　　韩城秧歌是一种融民歌、说唱、舞蹈为一体，并向戏曲衍化、且初具戏曲雏形的演唱形式。

　　韩城秧歌剧目丰富，剧目共挖掘整理出127折，出版96折。其内容包罗万象，诸如神话传说、历史传奇、民间故事、民俗风情等等。代表剧目有《自本熬话》《游九洲》《十月怀胎》《割韭菜》《闹新房》《五柱香》《五更鼓》《看花灯》《闹元霄》《望江楼》《张先生拜年》《小寡妇上坟》《绣荷包》《送情郎》《纺棉花》《思情郎》《上楼台》《货郎算账》《采花》《算卦》《国难》《放学》《织手巾》《十二将》《婚姻自主》等等。

　　韩城秧歌曲调有117种，但归纳起来有50余首。曲体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说唱音乐，是一种具有说唱性的叙事体。二是保留原民歌形态的结构形式，专曲专词。三是曲牌联套的结构形式。韩城秧歌的曲调主要有《十绣》《十二将》《十字句》《开门调》《四六曲》《望江楼》等。

　　早期韩城秧歌的道具很简单，常用手帕、烟袋、花扇等，一物多用。韩城秧歌乐器只用三件打击乐器：即马锣、大锣、大镲。后来加入了板鼓、小鼓。用弦乐为秧歌伴奏始于20世纪40年代，由民间老艺人杨文华用三弦为秧歌艺人卫百福伴奏。至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板胡、二胡、笛子、唢呐等一些民族乐器，后来还加入了电声乐队伴奏。

　　韩城秧歌是具有独特的表演形式的曲艺艺术，风格独特，别具一格。

　　一、韩城秧歌有固定的表演程式。从表演形式看，韩城秧歌的特色十分显著，陕北人说“扭秧歌”，长安人叫“跳秧歌”，而韩城人则称为“唱秧歌”，正好道出韩城秧歌以唱为主，说、表、舞兼而有之的艺术特色，体现了戏曲雏形及其发展趋向。韩城秧歌大多以二三人上场演出，也有四人角色上场的，但以二人居多，故有“对对戏”“秧歌戏”之称。角色一般将丑角叫“耍丑的”，将旦角称“包头”，也有以男女区别角色，还有像现代小戏中的以姓名定角色。韩城秧歌一般遵循开场—正剧—退场的程式进行。开场部分又有几个层次，首先丑角登台“拜场”，即唱一支“四六曲”表示自谦；“拜场”过后是说表，即丑角说表段子，或传统段子或即兴创作；说表下来是“请场”，即丑角请包头上场，包头唱“开门调”亮相；下来是“数花”，即丑角说表数说（褒贬）包头；数花下来是“推接”，即由丑角唱“四六曲”表示推让，包头唱“四六开门曲”表示承接。至此，开场部分结束。正曲是一出秧歌的核心部分，一般由丑角、包头用套曲联唱的形式，表演一段简单的剧情。退场是一出秧歌的结束部分，由包头与丑角唱“四六曲”，以示自谦。如“一把扇子七根柴，鹞子翻身滚下来，咱二人不是捆柴的手，后场请出行家来”。这一组艺人下台，下一组艺人登台。韩城秧歌的包头，以妖、巧、俏、媚为特点，动作妩媚，婀娜多姿；丑角则以刚健悍勇见长，跺脚蹬腿，步态潇洒。二人刚柔兼济，对比强烈，其舞蹈图案变化丰富，层次清晰，热烈而不紊乱，细腻而不平寂。

　　二、韩城秧歌唱腔音乐曲调丰富。韩城秧歌的百余种曲调优美动听，富有变化，风格多样。其中既有说唱性的叙事体，又有民歌形态的单曲音乐，还有戏曲化了的曲牌联套的音乐结构。韩城秧歌不仅重唱而且重“表”，这种表的因素，也渗透到曲调中来，形成了有说有唱、说中有唱的特点，韩城秧歌的唱腔还大量运用方言衬字、衬词和衬句来增强其表现的内容，也形成了韩城秧歌别致的音乐特色。

　　三、韩城秧歌道具服饰简单轻便。演出时，丑角画白鼻梁，着便装，腰系白褶裙，头戴草帽圈，手执花扇或烟袋。旦角涂脂抹粉，画眉贴鬓，红袄绿裤，手执花扇或手帕。道具的巧妙运用，形成了韩城秧歌的一大特色。正所谓：“扇子能扇风，遮面又传情，喜怒巧用扇，性情不一般，烟袋可作笛子吹，也可作马鞭用，既可作各种兵器，又可当杖、拐、伞用。”

　　韩城秧歌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且具有浓郁地方风情的艺术形式，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由曲艺走向戏曲的雏形，是研究中国戏曲发展的“活化石”，对于探讨中华戏曲的渊源、发展意义重大。